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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正義的堤壩
作者: 白中林
  

  在司法史上,通常產生重要影響的案件,要么是確證已有法律制度設置的必要性,要么是開創了新的法律制度內容。
  辛普森案件毫無疑問屬于前者,因為它以超豪華的律師陣容,贏得了讓美國民眾驚詫的訴訟。它再次確證了正當程序的必要性;而水牛灣礦難案則屬于后者,通過斯特恩律師等人的努力,精神損害賠償最終在美國人為災難的侵權之訴中得以確立,而且基于水牛灣案件的影響,美國心理協會在其《精神疾病診斷與數據指南》中增加了“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
  水牛灣案原告代理律師斯特恩很快就以整個訴訟為內容,寫出了《正義永不決堤》一書。20多年來,該書一直是美國法學院的必讀書目。

 

  這本書遠比國內法律人所推崇的《傲骨賢妻》《律師風云》等律政劇精彩,因為后者截取的是訴訟中的片段,而前者則是不遺漏任何一個細節的訴訟實戰。而且,對當前加強環境立法的中國而言,本書盡管姍姍來遲,但又是那么及時。
 
  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水牛灣案,是1972年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地區發生的巨大礦難引發的一場訴訟。該礦難摧毀了一個完整的社區,造成了125人死亡,2000多人無家可歸。當然受損害者都是弱勢群體,造成礦難的則是掌控當地經濟命脈的大公司。最終,華盛頓的律師斯特恩——這個深受美國民權運動影響的青年律師,幫助災民討回了公道。
  水牛灣案的發生地,對不少樂迷而言是不陌生的,這就是美國鄉村歌手約翰·丹佛在《鄉村路帶我回家》中所歌唱的地方:西弗吉尼亞。但是,在水牛灣慘案中,天堂一夜之間成了地獄。
  從法律的實際運作來看,在礦難發生后,造成礦難的布法羅公司馬上組織登記賠償事宜,而受害者則選舉領頭人來與布法羅公司進行法律戰。
  “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這句中國俗語的真諦,同樣體現在水牛灣案原告律師的選擇中。他們認為西弗吉尼亞州已經被礦業公司操控,必須從紐約、華盛頓這樣的大都市尋找“一家這些公司恐嚇不了,也收買不了的律師事務所”。
  應該說,水牛灣案的原告們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們求助的是華盛頓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正巧,斯特恩律師剛加盟這家律所不久。
  斯特恩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從法學院畢業后去了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從事民權工作,在肯尼迪遇刺后離開司法部加入了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然而,律師事務所的工作難以滿足斯特恩的理想,所以他開始從日常的律師工作中尋找意義,以為弱小勢力而戰來安慰自己。
  此時,水牛灣案對斯特恩來說恰如其時地到來了。他積極推動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以風險代理的形式進行公益之訴。
  斯特恩代表的律師事務所介入水牛灣案件后,采取的思路也是“外來和尚”式的。斯特恩決定避開西弗吉尼亞州法院,尋找新的突破口——爭取在聯邦法院立案。這樣才能擺脫地方政府與礦業公司的利益糾葛。
 
  找到案件突破口
  就水牛灣案而言,在實現正義的法律之路上,先后涉及到“追逐救護車”“揭開公司面紗”“生還者癥候”“交叉詢問的藝術”及“福勒牙刷技巧”等。斯特恩心細如發、腳踏實地。他想到自己作為外來者會受到本地律師的抵制。所以,他第一時間拜訪了當地的律師和檢察官了解情況。果然,隨后本地的律師協會就要調查斯特恩的“追逐救護車”行為。
  “追逐救護車”行為,指律師緊隨救護車的警笛聲,沖到交通事故現場,慫恿慌亂的受害人聘請其為律師。該行為是違法律師職業道德的。好在斯特恩早有準備,引用最高法院的判例說明,其律所接受礦難幸存委員會的求救邀請不屬于“追逐救護車”的行為。
  斯特恩的訴訟策略關鍵的一步在于,通過“揭開公司面紗”直接起訴布法羅公司的唯一股東——不在西弗吉尼亞州的皮茨頓公司。只有這樣,才能把案件打到聯邦法院和獲得高額賠償。
  斯特恩全面收集證據,謹慎和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的技巧,揭開了皮茨頓公司的面紗。同時,他創造性地提出了“生還者癥候”來為水牛灣慘案的原告爭取精神損害賠償。
  最終,斯特恩的律師團隊贏得1350萬美元的賠償。他不僅實現了為水牛灣慘案原告們尋求的正義,也在美國司法史上留下了制度性的影響。以至于“9·11事件”后,《華盛頓日報》專門派記者再回水牛灣,寫出了《小溪流如何幫助紐約走出悲劇陰影——30年前的水牛灣洪災揭露的創傷后應激障礙》作為頭版報道。
 
  正義女神的眷顧
  斯特恩代理的水牛灣案為原告獲取了正義,同時,斯特恩的這本書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書問世之時,《紐約時報》評論道:這是一部及時又震撼人心的力作,“該書可能會成為接下來十年里必將上演的一系列政治和法律問題的一個預警”。
  在20多年后再版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之作序,也提到,這本書向我們揭示“如果法律系統向每個人開放,法官務實而清明,律師們也愿意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標準接受疑難案件的話,這個法律系統就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從斯特恩代理水牛灣案的詳細歷程和克林頓的假設中,我們不難發現通過法律實現正義是存在很大偶然性的。
  以本案來講,如果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沒有決定每年批準一位合伙人全職從事公眾法律援助案件,如果那年的輪值律師不是理想主義者斯特恩,如果斯特恩選擇的聯邦法院法官克里斯蒂沒有主動選擇回避(克里斯蒂和被告皮茨頓公司總裁是鐵哥們兒,而且克里斯蒂在本案進入程序一年多以后突然去世),如果也沒有其他一系列斯特恩提到的幸運事件,那么,在水牛灣案中,正義將決堤。
  斯特恩之所以在水牛灣案件中得以順利修筑正義的堤壩,依靠的不僅僅是理想主義的熱情,還有他追求正義的嫻熟技藝,以及正義女神的眷顧。

 原文載于《法治周末》

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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